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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更好的女性—小红书与生活方式平台的文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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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社会研究2024年第2期(双月刊)2024年3月10日出版2022年11月10日创刊总第9期目次论文走向负责任和可问责的金融大模型伦理治理段伟文(1)数字民族志:数字化社会的意义共享—社会学的方法论反思曾晨好(19)智慧照护系统对养老护理员的工作影响研究一以浙江省建设智慧养老院为实证场景林苗张兴文(36)“成为更好的女性”一小红书与生活方式平台的文化政治林欣苗伟山(59)沉默裁员与技能迭代制造业数字化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魏丹刘曙蕾(80)智能时代“微粒社会”的治理议题…王仕军(95)研究报告智慧城市赋能城市治理的发展现状及路径解析张博邓芳芳(117)译文反思“数据和人工智能向善”当前趋势与未来之路詹姆斯·鲍尔斯著阚天颜吕鹏译(139)书评重思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社交与关系读《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何秋红陈新毅(167)平台即工厂:数字泰勒主义、劳动裂变激增与基础设施空间评莫里茨·奥腾立德《数字工厂》蔡振华(182)访谈计算技术的历史的当代启迪专访历史学家由杰夫由杰夫叶瀚璋(196)CONTENTSTHESISTowards Ethical Govemance of A Responsible and Accountable Financial Big ModelDuan Weiwen(1Digital Ethnography:The Meaning Sharing in the Digital Society from A Sociological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Zeng Chenyu(l9)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AI Caring System on the Work of Elderly Caregivers:Evidence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AI Nursing Homes in Zhejiang……Lin Miao,Zhang Xingwen(36)"Becoming A Better Woman":Xiaohongshu Red)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LifestylePlatforms................................................Lin Xin,Miao Weishan(59Silent Layoffs and Skill Iteration: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Manufacturing Digital Upgra-ding…Wei Dan,.Liu Shulei(80)Governance Issues in the "Microparticle Society"of the Intelligent Era..Wang Shijun(95RESEARCH REPORTS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ath of Smart Cities Empowering Urban GovemanceZhang Bo,Deng Fangfang(117)TRANSLATED TEXTStepping Back from Data and AI for Good:Current Trends and Ways Forward.................written by V.Aula,J.Bowles;trans.by Kan Tianyan,Lv Peng(139)BOOK REVIEWRethinking the Social Contact and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Deep Mediatization:Review ofTogether with Me:How Digital Media Changes Social Relationships……He Qiuhong,Chen Xinyi(l67)Platform as Factory:Digital Taylorism,Multiplication of Labor and Infrastructure Space:Review of The Digital Factory by Moritz Altenried ..............Cai Zhenhua(182)INTERVIEW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from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Technology:Interview withHistorian J.Yost.............................................J.Yost,Ye Hanzhang(196)“成为更好的女性”小红书与生活方式平台的文化政治摘要:在中国最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上,成长类内容的文化表达对于女性用户的身份与主体性建构具有深刻影响。本文以文化政治为核心理论,借助文本分析和线上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详细考察小红书的发展状况、女性成长内容的文本特征,以及相关评论界面的内容互动,从生产前提、话语特征和生产机制三个层面剖析小红书平台上女性成长内容背后的权力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小红书的社区自治模式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和中国礼俗社会的结合:其次,以平台塑造的中产阶级身份想象为基础,女性成长博主生产出一套对抗现代性焦虑的成长叙事;最后,在平台希望实践的调控下,女性成长和分享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外,本文还从“平台基础设施一平台和用户共同塑造的身份想象一实现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分析平台文化政治的概念框架。关键词:生活方式平台文化政治社交蝶体女性成长现代性一、引言20世纪90年代,生活方式电视节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它们关注的是指导人们如何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改造”他们的家庭和衣柜、提供有关健康与人际关系的建议。刘易斯(T.Lewis)认为,生活方式电视节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研究“新时代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能力研究”(项目批准号:MXG2023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林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苗伟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59智能社会研究2024年第2期尤其是改造节目,集中体现了这种自愿自我改造的精神,因为它旨在改变个人从家庭到自我的方方面面(Lewis,2011)。如今,在有着“生活方式平台”之称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Rd)上,这类改造类内容也被大规模地生产出来。自2020年起,小红书便已从成立最初的境外海淘社区、中期的女性美妆穿搭社区,转型为泛生活方式平台,平台内容因此愈发纷繁复杂,包括穿搭指南、美妆教程、旅游攻略、健身经验、拍照妙招、学习方法、CyWk路线推荐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一切经验与感受都被收录其中。小红书上的生活方式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改造自我,聚焦女性的自我提升与成长;改造生活,关注日常生活的美学体验。在女性成长领域,小红书博主往往以第一视角记录或传授女性如何变得更好的经验,对女性情感、家庭、职场、审美、人际交往、教育、消费等问题提供私人化的详尽建议,如“听劝”改造挑战、如何与人沟通、如何教育孩子、人生建议、别提前消费…总的来说,小红书作为女性用户群体主导的社交媒体平台,其女性成长类内容不仅体现了生活方式内容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新发展,而且对女性用户的身份与性别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讨。既有研究探讨了小红书上的女性身体(Liu&Li,2023)、网红治理(Ju,2022),以及数字劳动与平台基础设施发展(刘亭亭、许德娅,2023)、性别创业主义的关系(Guo,2022)等议题,然而这一社交媒体平台在传播研究领域仍未被充分探索,尤其是女性成长议题方面。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从谋求自由的女性解放,到追逐平等和个性的女性发展,再到如今的女性成长,中国现代女性解放史已百年有余。女性成长同样是媒介建构的关键主题,这一主题不仅贯穿于中国文学发展史(郭力,2020),在过去十年,女性消费力量的崛起促成文化消费对于女性群体的迎合,有关独立女性的“大女主”成长内容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媒介女性叙事,成为新近影视剧的重要主题,且充盈着女性虚拟社区的讨论。线上社区既帮助女性用户建构了60论文“成为更好的女性”多元身份认同,在网络时尚论坛的自由氛围下,消费压力也被掩盖并逐渐内化于个体(同心,2014)。一方面,小红书作为女性用户主导的社交媒体平台,制造了女性共居的社区生态,引导用户生产出大量的女性可以怎样成长的经验:另一方面,起步于“种草”社区的小红书同样是为女性提供消费决策的重要平台,小红书上的女性成长无法不受到消费主义的浸染。在这一情境下,小红书上的女性究竞诉说了怎样的成长?本研究以文化政治(cu-tural politics)为核心理论,以文本分析为主、线上参与式观察为辅的研究方法,将小红书上以“女性成长”为标签热度的排行前100的博文内容,以及相关新闻报道作为分析对象,探讨小红书上的女性成长内容体现出何种权力关系和平台文化政治。二、文献综述(一)文化政治理论的溯源文化政治理论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一种文化批判研究范式,承续意大利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A.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英国新左派思想,并吸收了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M.Foucault)的话语权力学说等后现代理论,在20世纪下半叶勃兴的文化研究中应运而生。文化政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分析框架,承认文化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场所,在这一领域,不同的社会群体就身份、归属、包容和排斥等问题进行协商(Kof,2020)。文化政治是一种将文化和政治相结合的理论立场与文化批评方法(汪民安,2020:939)。厘清文化政治理论,需要在这一概念范畴中重新理解文化和政治。此处的“文化”并非狭隘的艺术生产(Angus&Jhally,2022:2)或高雅文化(Kof,2020),而是社会群体生产的生活意义和方式,其通过一61智能社会研究2024年第2期系列物质实践与符号表征反映和塑造社会身份与认知。二战后,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英国文化评论家威廉姆斯(R.Williams)将文化阐释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开启了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同时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加特(R.Hoggart)、汤普森(E.Thompson)关注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赋予文化以阶级维度。随后的几十年里,性别、性、种族等其他维度不断被提出以丰富文化的内涵。文化政治理论的关键还在于对政治的新理解。政治通常被理解为参与政权的形式或政党权力对社会的控制。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L.Althusser)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福柯的权力观纷纷揭示了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弥散,革新了政治社会学的传统理论视角,宏大的、整体性的政党政治、阶级政治和革命政治开始让位于市民社会领地的微观政治。作为文化转向的结果,所有的社会生活都被视为潜在的政治,而政治即权力关系的争夺(Nash,2001)。文化政治中的“政治”指的便是权力关系,“权力是文化政治学的核心…所有的指意实践,即所有承载意义的实践,都涉及权力关系”(Jordan&Weedon,1995:11),不仅表现为常规政治(formal politics),还更多地体现为非常规政治(informal poli-ics),即权力通过文化产品体现出来的无意识的、隐秘的调节和控制(Paint-er,1995:27-57)。文化政治理论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得到了学者的应用,他们关注:战后作为反文化和亚文化的流行文化的风格政治,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风格是对霸权的挪用和抵抗,最终成为一种新的霸权惯例(Rycroft,.2009)。正如霸权是一个过程而非既定的系统或结构,文化政治也是一个斗争的领域,围绕核心问题一权力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两种形式下的行使,以及权力的行使对文化实践的影响方式一文化政治探讨的是文化和政治之间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探寻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如何受到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结构的限制(Angus&Jhally,2022:2),并62“成为更好的女性”寻找抵抗(resistance)与僭越((transgression)的能动策略进行反权力实践(鲍尔德温,2004:263一274)。总的来说,文化政治作为一种生活政治,关注的是日常生活领域的意义实践和权力运作,覆盖性别、种族、身体、阶级、生活方式等议题,并探查其中的权力斗争关系(Angus&Jhay,2022:2;汪民安,2020:940:李艳丰,2023)。文化政治的理论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剖析文化现象中异化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寻找反权力的抵抗途径,推动文化变革。文化政治学者往往试图从一切文化现象中发掘权力关系(鲍尔德温,2004:221):一方面,权力的弥散使得文化政治理论几乎涵盖所有社会关系,泛政治化正是其招致批评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文化政治的斗争都是在生活方式领域进行的,这意味着异化和压迫的结构并没有得到阐明(Rycrof,2009)。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提醒到,文化政治分析应该与经济、阶级以及现实社会制度结合起来(汪民安,2020:945)。当代文化的商品化对文化政治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当代文化政治不仅要承认文化产品所有权的权力,还要承认文化表征中的权力,把对新的表征形式的分析转向对接受表征的外部条件的分析(Agus&Jhally,2022:2),在文化的生产和生产的文化的辩证关系中剖析新媒体文化的结构性因素(孙皖宁、苗伟山,2016)。那么,聚焦小红书平台上文化形式的权力关系,便需要和经济环境、企业愿景、社会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结构联系起来。借助文化政治这一分析形式,学者探讨了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关系。文化政治既包括物质实践,也包括符号实践(K0f,2020):一方面,有学者关注实体建筑、场所(鲍尔德温,2004:258)或文学文本中的权力关系,探讨文本的生产、语境和使用中所涉及的权力关系(Apple,2014),在此基础上,后来的学者探讨了政府主导的电视媒体中的文化政治问题(Abu-Lughod,2003:吴靖、云国强,2016),以及商业公司的文化生产,如房地产广告的身份政治(吴靖、王颖曜,2007):另一方面,有学者关注社会底层的阶级(Sun,63智能社会研究2024年第2期2009:Sun,2012)、种族(Louisa,.2020)、性别与性(Hooks,2014)、越轨(Sun,2022)、不平等(Sun,2013;Sun,2018)等议题中的身份政治。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生产包含了用户、平台等更加多元的主体互动,这使得文化政治又面临哪些新的变化?这个问题亟待探讨。(二)文化政治与数字平台近年来,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文化内容的生产、发行和流通逐渐由平台所中介,平台的经济、政治和基础设施向网络和应用生态系统的渗透,从根本上影响文化产业的运作。尼伯格(D.Nieborg)等人总结到,平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特别关注平台权力和政治,以及文化商品转型所产生的劳工问题,但忽视了这如何促进文化商品的转型,以及平台治理与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Nieborg&Poell,2018)。本文引入文化政治理论,深入剖析文化形式背后的权力关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治经济视角的不足。在过去,女性人生价值的评判标准往往受限于贤妻良母等传统的家庭和母职角色。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性别平等观念崛起,女性对个体价值的追求受到鼓励。女性不再被视为男性的依附和客体,而是同样具有发展权利的主体,也是需要成长和承担责任的社会公民。女性察觉到了当下的困境,积极进行新身份的探索,谋求事业上的成功,使女性成长逐渐成为现代女性的普遍需求。但是女性成长仍然深受父权制度的桎梏,婚姻、家庭和生育等问题仍是女性在个人发展上面临的阻碍。小红书作为女性用户主导的社交媒体平台,搭建了女性用户共居的数字社区,女性在这里分享个体成长经历,交流个人境遇,为他人提供积极建议,为女性如何成长给出了经验参考和多样可能。这些内容大至人生选择、性格命运,小至职场生存、情感处理,在这一系列内容组成的符号环境中,女性用户的身份认同、主体性问题得以形成。因此,考察小红书平台上的相关内容,可以理解女性成长这一64论文“成为更好的女性”套话语叙事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已有研究除了关注文本中既定的意识形态、经济力量、阶级等问题,也聚焦不同群体基于特定文本的互动过程中所体现的权力关系。例如,在对进城务工人员系列婚纱照的研究中,孙皖宁指出,爱情/浪漫是由以下三个领域互动形成的一套文化叙事:包括相关政治经济的社会实践、分配不公正、阶级政治的组成部分(Sun,2018)。也有学者强调,任何对中国平台上的文化政治的考察都必须考虑到国家、市场、技术创新和社会之间的关系(Cunningham,Craig&Lv,2019)。既有的文化政治分析忽视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文化形式和实践,而小红书作为用户生成内容(UGC)模式的生活方式分享平台,用户自发生成的内容既体现了用户的主体性实践,又顺从了平台的意识形态,反映了用户和平台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和互动。小红书上的女性成长内容不仅反映了平台的价值偏向,也是一套文本叙事和话语,还暗示了平台的希望实践,是这三个领域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三个领域最终构成分析平台文化政治的概念框架:平台基础设施一平台和用户共同塑造的身份想象一实现机制。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本文从生产前提、话语特征和生产机制三个层面探讨小红书上女性成长内容的文化政治。综上所述,本文探讨以下问题:1.小红书搭建了何种基础设施,以支持女性成长内容的生产?2.小红书提倡何种女性成长的平台话语?小红书上的女性成长内容体现出怎样的叙事特征?3.小红书制造出女性成长的何种生产机制?三、研究方法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综合运用了文本分析和线上参与式观察两种研究方法。65智能社会研究2024年第2期首先,本文对小红书相关的新闻报道进行文本分析。搜狗搜索是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搜索引擎之一,根据《2023年中国搜索引擎行业研究报告》,搜狗搜索位列传统搜索引擎第三名(CTR洞察,2023)。研究者以搜狗搜索为引擎,在搜狗资讯中输人关键词“小红书”,系统性地检索了2013一2023年的相关报道。由于搜狗资讯的技术屏蔽,研究者只能查看部分新闻报道,本文对可检索到的300余条新闻报道逐一进行阅读。其次,研究者对小红书上女性成长领域热度排行前100的博文内容进行文本分析。截至2024年2月17日,在小红书上,以“女性成长”为标签的话题浏览量为191亿次。在这一话题下,研究者以“最热”为排序方式,选择内容热度排行前100的博文内容作为分析对象,这些内容覆盖了女性情感、家庭、职场、审美、人际交往、教育、消费、心理、人生选择等领域。以内容热度而非粉丝数量为排行依据,可以尽可能地覆盖素人博主,也体现了平台对内容质量的评判标准。自2017年以来,小红书采用核心指标“用户参与评分”(customer engagement score,CES)评价指向粉丝和创作者的互动情况。CES=点赞数+收藏数+评论数+转发数+关注数(真格基金,2023),每一项指标都被赋予不同的权重,最直接地反映了一篇小红书博文质量的高低。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过程中遵循以下筛选标准:(1)博主性别为女性;(2)博主运营主体为个人,剔除明显由机构运营的内容;(3)博文为原创内容,即排除搬运他人发布的内容:(4)博文为图文形式,小红书是由图文形式主导的社交媒体平台,为保证文本形式的统一性,剔除视频内容;(5)剔除含有商业广告的博文。最后,辅以线上参与式观察。在2024年1一2月,研究者在以“女性成长”为标签的内容的评论区,观察网友的留言和互动,并重点观察上述博文的评论区。总的来说:首先,本文对小红书相关新闻报道进行文本分析,尤其是有关平台发展模式的访谈文本,提炼出平台的基础设施模式:其次,结合对新66“成为更好的女性”闻报道和100条女性成长博文的文本分析,总结平台话语和用户内容生产的文本特征,研究两者塑造出何种成长话语:最后,基于对小红书女性成长博文的评论区的线上参与式观察,辅以对新闻报道的文本分析,分析平台制造了怎样的女性成长机制。四、社区自治的基础设施:礼俗社会的新自由主义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和私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单位制解体,人们的社会交往形态和生活状态发生了剧烈变革。90年代末期,中国互联网中形成以论坛为代表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乡村社会逐渐消失的共同体形式延续至线上。“社区”(community)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Tonnies)提出,与现代商业社会不同,社区主要存在于传统的乡村社会,指一定地域范围内关系密切、守望相助的生活共同体(滕尼斯,1999:52一57)。虚拟社区类似于滕尼斯所归纳的心灵社区,只不过是由电子通信媒介形成的(Rothaermel&Sugiyima,2001)。传统互联网时期的综合性虚拟社区往往由特定兴趣的爱好者所组建或因公共事件而集聚,如天涯社区、猫扑社区,其内容覆盖了时事、娱乐、生活等领域,用户通过发帖和回帖的形式表达想法和分享信息。进入21世纪后,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市场,文化趋向多元化发展,得益于Wb2.0时代互联网的普及和宽带技术的发展,网民数量激增,他们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还参与到内容生产和交互过程中。为满足网民创作内容和自主管理的需求,天涯等网络社区引入了版主选举、用户投票系统、社区规则共同制定等自治机制。2010年以来,移动互联网技术兴起,为了承载更大规模的用户量级并匹配差异性的用户喜好,虚拟社区向多元化、专业化发展,网民自治的社区运营逻辑也得以延续。网民自治的模式既保证了用户的参与度,又隐秘地将海量网络用户的内容创作活动转化为平台的67智能社会研究2024年第2期免费劳动。在众多社交媒体平台中,小红书是采纳社区自治模式的典型案例。在相关报道中,其高层管理人员多次用“城市”隐喻来类比小红书。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现代社会完成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城市中的水泥森林无疑是冰冷的,但小红书勾勒的“城市”意象并非如此,而是对应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一系列符号表征,是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的弄堂小巷,以及具有海派特色的市民文化。社区里的居民彼此相识,真诚地关怀和分享,小红书便是通过制造出这样一种拟社区形态下的有机团结,实现了原子化社会中集体主义的复归。社区自治是一种基层民主政治形式,在小红书上的治理模式中,用户被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邻里自发监督行为的启发,小红书联合创始人毛文超带领团队探索社区内的自治机制和行为准则,“良好的社区氛围,需要热心的‘朝阳群众’一起维护。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找出并激励平台上的热心‘群众’,邀请他们一起维护社区的真实美好多元…并设置举报、陪审团等机制,去建立一个互助和维护的体系”(GGV纪源资本,2019)。小红书上的社区自治还体现为用户和平台的关系重构。对于2021年推出的《社区公约》,小红书首席运营官丁玲解释道:“之所以称为‘公约’而非‘价值规范’,是因为‘价值规范’更像是自上而下的要求,是从社区的运营者视角向社区的居民提出的要求,而“公约'则是小红书与不同类型的用户反复讨论、修改,最终成型。”(张洋,2022)小红书上的社区自治模式,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在当下情境的嬗变。从成立伊始提供境外购物资讯,到中期提供美妆购物参考,再到如今提供泛生活方式决策,小红书的内容生产一直围绕着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生活方式内容兴起于新自由主义社会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强调福利国家权力下放后自我治理的霸权文化,以及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公民身份的转变。在这一背景下,现代晚期的自我被构建为进取的、具有可塑性的个体(Lewis,68论文“成为更好的女性”2011),而亚洲地区的压缩现代性带来了集体矛盾的个体化问题,大众媒体便成为解决这些现代生活矛盾的一剂良方(Martin&Lewis,20l6)。生活方式电视节目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重要话语表征,为人们的房屋装潢、服饰打扮、健康决策、人际关系等日常生活提供了建议。在小规模共建共治的虚拟社区中,用户彼此亲密互助、真诚交流,提供在线社会支持,以拟亲属关系的“姐妹”相称,陌生的网友便变成熟识的居民。这种弱集体治理模式体现出新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结合,是一种礼俗社会的新自由主义。在小红书上,不再是自己一个人进行自我管理,而是一群女性用户共同进行自我管理,如她们会自发团结起来进行性别对抗的社区自治实践。在由熟人组成的礼俗社会中,人们习惯并热衷于介入、评价和参与他人的事项,社会交往常常运行为一种包裹着个人竞争的集体主义。小红书的社区自治便嵌入于这种集体主义文化,与西方语境下的自我治理模式不同,小红书的女性用户往往会吸收大量来自其他女性用户的经验和建议,并反复参考比较,直到最终做出决定:而评论区中同性之间的欣赏和赞美总是不吝流露,这似乎暗示着集体主义和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并不决然对立,社群主义俨然成为女性实现个体管理和自我改变的必要途径。例如,毛文超在小红书创办10周年的内部分享会上提到,希望用户可以在小红书上“感受到一个‘温暖的小社区’,让陌生变得不冰冷,让活着不再孤单”(Morket--ng,2023)。社区自治作为小红书最为关键的基础设施模式,是女性成长内容生产的前提。五、话语制造:中产阶级抱负与现代性焦虑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消费升级。在这样的时代机遇下,聚焦于境外购物资讯的小红书诞生了。毛文超说他相信大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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